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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远在中国南方大别山南麓桐城县阳和乡的吴庄,有两位私塾先生,拿着锄镐拼命地在自家园旁掘地,不一会儿挖出两个瓦瓶,他们欣喜若狂,断定这是汉朝的古董,并郑重其事地把瓶洗干净,供在香炉前的条几上,两人整整磋商了一天,决定要给这对古瓶作一篇“古文”记。他们拿来了红纸,用楷书恭恭敬敬地写就,然后贴在瓶子上面。其中一位指着站在一旁仔细端详的男孩说:何不让此儿也写一篇?那位看上去俨然是这孩子父亲的人张口便道:“他!还早呢。”言下之义这孩子还不够格,这种鄙夷之意无疑刺激了这孩子,同时也在这孩子身上蒙上了对文字的一种神秘感觉。这孩子心理想:如果我有一天也能有资格给古瓶作记就好了!看来这孩子对自己的企望并不高,连他也万万没意识到日后自己将成为中国美学界鼎鼎大名的人物,他——就是朱光潜先生。
朱光潜,笔名孟实,1897年9月19日出生于安徽桐城乡下一个家境日渐破败的地主家里,父亲朱黼卿是个乡村私塾先生。祖父朱海门,清贡生,和桐城古文家吴汝伦有交谊。朱光潜自十五岁进小学前一直都是在父亲的鞭挞下受着严格的封建私塾教育,在父亲的指导下,读过且大半背诵过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以及《史记》和《通鉴辑览》等。但他对这些严肃的书远没有对“禁书”感兴趣,当他父亲不在家时,便偷偷翻开家里的藏书箱,如饥似渴地阅读《西厢记》和《水浒》之类的旧小说,这时他开始注意到金圣叹的点评,像一些什么“才子”、“情种”之类的观念时常在脑海里盘旋着。
不过,少年朱光潜从他父亲那里学来的主要还是“经义策论”之类的时文。通过这样严格的10年私塾教育,等到进了“洋学堂”(高小),已经能写就一手非常漂亮的文章,结果光潜只在小学呆了一年便转入了著名的桐城中学。桐城中学是晚清古文名家吴汝伦(1840—1903)创办的。他曾为严复多种译述作过序,可见思想较开明,且又不废古文。中西合璧是桐中的一个传统,后来培养出像朱光潜、方东美这样世界级的学贯中西的大哲也就不足为怪了。
承袭传统,桐城中学特别重视桐城派古文,所习课本也是姚惜抱(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编的《经史百家杂钞》。当时的教法是朗诵和背诵,据说这样才能抓住文章的气势和神韵,等到范文熟读多了,头脑里甚至遍及全身的筋肉里都浸润下那一套架子,一套腔调,和那一套用字造句的姿态,这时当你下笔一摇,“骨力”、“神韵”都出来了。朱光潜把这套把戏称作“扶乩手”,全身“不由自主地动作起来”。确实,摹仿是从艺的“门坎”,作诗写文章也不例外。据说少年光潜当时已经能通过摹仿把文章写得好似欧阳修、归有光一般的模样。尤其是对诗的爱好也是在桐城中学养成的。有一个教国文课的老师叫潘季野,是宋诗派诗人,在他的熏陶下,少年光潜对中国旧体诗产生了极浓厚的情趣,他读了《古诗源》、《唐诗三百首》、《唐宋诗醇》、《宋百家诗存》、《十八家诗钞》等选本,养成了每日必读诗的习惯。在他一生八百万言的著述中,独独《诗论》是他最钟爱和难以割舍的。不能不说这种丰厚的诗养是从幼时就种下了苗子的。的确,诗是所有文学中最纯正趣味的,诗的字往往是精雕细琢出来的。朱光潜对文字有极敏感的“嗅觉”,即便是受了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对于桐城中学倡导古文也无可厚非,原因在于它谨严和典雅,讲究声音的节奏,忌讳浮词的堆砌,着重立言的得体,这些都是治文学的真切体会和精华,用不着厚今薄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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